辩 护 词
　　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
　　xx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近亲属委托，指派本所xxx、xxx律师担任xxx的一审辩护人，且经其本人同意。辩护人庭前会见了被告人，查阅了案卷，进行了必要调查。现依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，发表以下辩护意见，请法庭合议时采纳。

　　一、关于减轻处罚的立功方面的问题。

　　被告人xxx被动归案之后，主动协助公安机关（xxxxx市公安局）抓捕其他同案重大犯罪嫌疑人，即xxx/xxx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七条第一款、第二款之规定，被告人xxx的行为属于重大立功表现，依法应当减轻处罚。

　　具体证据和理由包括，1、侦查机关于xxx年xx月xx日出具的《破案经过》；2、xxxxxxxx市公安局于xxxx年xx月xx日出具的《抓获经过》；3、xxx和xxx公开报道（庭审中已提交法庭）；4、被告人xxx在法庭上的有关供述与辩解。上述一系列证据互相印证，可以清晰、准确地证明被告人xxx案发之后具备重大立功表现。当然，报纸的报道属传来的间接证据，但《破案经过》、《抓获经过》和xxx的公开报道毕竟不是空穴来风，均来自于侦查机关，效力至高无上。

　　二、关于从轻处罚的坦白方面的问题。

　　被告人xxx被动归案之后，如实供述了有关抢劫案件全部事实，始终如一地供认自己是抢劫案件的主要责任承担者，且积极主动供述了与抢劫案件有所牵连的人员xxx和xxx。同时也为固定故意杀人案件证据，积极主动有所配合。这些表现完全符合坦白情节之特征，应该认定为坦白，符合酌定从轻处罚条件。

　　三、关于全案存在事实不清的问题。

　　1，针对被告人xxx具备立功法定减轻处罚的辩护观点，公诉人提交了一份xxxxxx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，反驳“立功”成立，那么抓获的两条“线索”或方法是否重叠，哪条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仍须查实。

　　2，是谁“顺手牵羊”在故意杀人后，将被害人的财物从现场拿走？对此被告人xxx/xxx各执一词。对此，法庭审理对此问题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。

　　3，拿走财物，xxx当庭坚持说是在xxx授意之内，而xxx与xxx当庭予以否认，这个问题，是否在实施抢劫的预谋之内？

　　4，只抢现金，不抢其他财物的辩解能否成立？拿走财物的犯意是否清晰？是为占有还是为销毁？直接决定着案件性质。

　　5、“通话”的次数。xxx离开现场去提现，xxx/xxx留在现场看守被害人。期间两方通话的次数xxx与xxx说是四次；xxx却说六次。

　　6，“通话”的顺序。xxx说xxx先给其打三个，他给xxx打的第四个；而xxx/xxx则说xxx先给xxx打三个，之后xxx给xxx打的第四个。

　　7，“通话”的内容。xxx/xxx说的不尽相同，xxx说的又一样。原本“通话”的次数与“通话”的顺序都不是全案的基本事实，但由于“通话”的内容得不到三人的有效印证，加之更不具有其他或者直接证据，或者间接证据的印证。那么，这时“通话”的次数与“通话”的顺序反倒凸显出来，成为解开“通话”内容的有效“钥匙”。

　　四，关于指控被告人xxx部分犯罪事实、罪名不成立的问题。

　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xxx案发之日，指挥被告人xxx/xxx将被害人财物从案发现场劫走。辩护人对该项指控持有异议。我们认为，该财物实际由被告人xxx或者xxx从案发现场拿走，其行为超出了被告人xxx与被告人xxx/xxx预谋抢劫现金这一实行行为的范围，应该由被告人xxx或者xxx独立地对此行为承担法律责任。

　　具体证据和理由包括：

　　1、被告人xxx的供词（见xxxxx第一次讯问笔录）；

　　2、被告人xxx的供词（见证据卷）；

　　3、被告人xxx/xxx法庭对质性叙述内容。上述供词内容相互印证，足以证明被告人xxx根本没有实施所谓指挥被告人xxx/xxx劫走被害人财物这一特定行为。

　　五、关于抢劫犯罪的数额问题。

　　经法庭调查证实，被告人xxx自案发之日至被抓获之时，一共从被害人手提包内劫取现金xxxx元。从信用卡内支取现金xxxx元。使用信用卡消费现金xxxx元。扣除其被抓获之时公安机关扣押的xxxx元现金，被告人xxx仅劫得被害人现金xxxxxxx元，而非起诉书指控的xxxxxxxx元（见补充侦查卷第2页）。

　　具体理由包括，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、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【法发（2005）8号】第六条规定，被告人xxx仅须在xxxxxxx元的资金额度内承担抢劫罪责。

　　审判长、审判员，这个重大问题的辩护意见是庭审中未发表的，现作出书面补充。敬请给予高度重视，以体现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。

　　六、关于指控被告人xxx犯有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问题。

　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xxx犯有故意杀人罪，辩护人对该项指控持有异议。我们认为，证明该项指控有效成立的事实依据不清楚、证据根据不充分，公诉人的诉讼证明程度没有达到我国现行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项所规定的“案件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”的有罪证明标准。所以，案件疑点不能够得到合理排除。基于既存证据，仍然不能使人形成xxx指使xxx/xxx实施故意杀人行为的内心确信程度。

　　具体事实和理由包括：

　　1、没有杀人的必要。案发之前，三名被告人有关抢劫作案之后，对被害人实施杀人灭口行为的决意未有效建立和形成。即三名被告人没有形成明确的、具体的通谋，只是确定遇到反抗就杀死的内容。而本案中，被害人至始至终未反抗（庭审已查明），所以没有杀人的必要。

　　2、指挥杀人不客观。案发过程中，被告人xxx未直接实施故意杀人行为。起诉书指控被告人xxx“指挥”同案另两名被告人实施故意杀人行为。辩护人经过庭前阅卷和法庭调查后谨慎地认为，该所谓“指挥”杀人行为的内容和形式不清晰、不明确、不具体。这时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条件，即xxx当时正在劫取被害人现金（包括提取现金、转帐），当时他的注意力应该是高度集中的、不可分散的，他需要争分夺秒的与时间赛跑，快速完成提现、转帐行为，马上返回现场做最后处理。因为其手中一直握有被害人家中钥匙（庭审已查明）。再加之，被告人xxx提现前得知多数密码一致；及部分密码不一致，可见遇到密码不正确，立即换卡反复操作无暇打电话才是顺理成章的，因为其手中一直握有被害人的六张信用卡（庭审已查明）。这里的换卡操作与打回电话下令杀人，当然换卡操作更为客观。

　　3，抢劫之后出现杀人原因的可能。

　　（1）对比xxx兴奋、紧张的提现过程，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。被告人xxx/xxx在静态下四目对视被害人二目，时间是以秒运算，时刻担心意外情况的出现，如他人敲门。注意力同样是高度集中的；但是紧张的程度却是不同的。前者容易突发脑溢血，后者极可导致精神崩溃。焦虑、不安、等待混杂着年龄小、承受力弱，出现精神崩溃而杀人不是不可能。

　　（2）极有可能或者不排除xxx当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一度大脑出现混乱产生理解和判断错误。

　　4，“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。”这就是指控被告人xxx犯有故意杀人罪（指使）证据上的依托。对之，xxx进行辩解，没有经“通话”指令杀人。相反xxx在刻意地当庭供认，xxx经“通话”指令杀人！而xxx当庭表示对这个“通话”内容是无法确定的，因为该手机无免提功能，其相隔1、5米以上，xxx本人与xxx对话内容是核对了密码的尾数。这里存在几个问题：（1）三名被告人均有避重就轻的可能。一般而言，这是被告人的普遍心理，尤其是重刑犯更是如此！（2）利益冲突的双方都是人在供述，均不免带有主观性。所以本案出现翻供。（3），三人的法律地位相同，不能以冲突方人数多寡论效力，xxx的翻供其言辞之可信度很低。

　　审判长、审判员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2条规定，要求指控犯罪必须证实“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”。结合本案仅仅依靠xxx/xxx的供词指控被告人xxx犯有故意杀人罪，在xxx当庭供词与初始供述吻合的情况下，又与xxx/xxx的供词存在着重大对立的冲突下，xxx的供词又是翻供而产生，那么这个指控的牵强问题倒是极为明显。依法是无法认定的。因此辩护人认为，这个指控需要被告人供述之外的确实的、充分的证据作为支撑。所以本案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人xxx经“通话”指挥实施故意杀人。

　　此致

　　xxxx市中级人民法院

　　辩护人：xxx、 xxx律师

　　xxxx 年 xx 月 xx 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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